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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有聯(lián)系，把這一點挑明的是溫家寶總理，他在今年兩會結束之后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把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還告誡于中國人民，要警惕文化革命在中國的重演。
　　無論是在這之前，在這之后，中國的知識界，中國的老百姓，確實認為重慶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薄熙來倒臺后人們分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一邊是擁護薄熙來，擁護“重慶模式”，也堅決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呼喚文化革命應該在中國再來一次。另外一派的知識分子和民眾是反對薄熙來，譴責“重慶模式”，特別呼吁要警惕文化革命，防止文革在中國重演。
　　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就算不把溫總理作為權威的話，把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聯(lián)系起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馬上就有很重要的問題：中國當初文化革命是沒有市場經(jīng)濟的，而且是譴責市場經(jīng)濟，當時叫“割資本主義尾巴”，這種社會歷史條件是大不一樣的，現(xiàn)在搞的是市場經(jīng)濟，當時文化大革命我們是閉關鎖國，叫“自力更生”，現(xiàn)在中國參與全球化，對外開放了。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是一言九鼎，現(xiàn)在不管怎么說，像毛澤東這樣說話絕對算數(shù)的情況不存在了，現(xiàn)在沒有誰能夠像他，沒有任何人敢挑戰(zhàn)，敢反對，敢質疑。從這兩方面看，歷史條件大不一樣，還要說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有密切關系，這還是需要認真辨析一下才行。
　　我自己的理解，文化革命和重慶模式有相關性，肯定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但是，在有些重要的特點上，應該是有相似性的，我贊成把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聯(lián)系起來分析，而且只有做這種聯(lián)系的分析，才能看清楚重慶模式的本質。
　　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至少有三點是有關系的。一是文化革命和“重慶模式”共同具有的最大的特點，是踐踏法治。我覺得中國知識界的人反對“重慶模式”，把它和文化革命聯(lián)系，就是看到了這一點。我對童之偉報告中的結論是非常贊成的，他在這方面闡述得很全面，論據(jù)翔實。我自己一開始就反對“重慶模式”，我在北京，離重慶那么遠，雖然以前在四川也知道一些重慶的情況，但僅僅這樣還沒有發(fā)言權。關鍵是我有個親戚，是替重慶打黑運動對象辯護的代理律師，他跟我說，他去重慶知道大量司法、公安的內幕，非常黑暗，人們簡直想象不出來，給我講了幾乎一天的情況。他說，在重慶到了那種地步，現(xiàn)在中國的公安機關審查案子本來已經(jīng)是很黑了，但是還是有一定的規(guī)矩和限制，如果警察要對犯人拷打以取得口供，雖然是家常便飯，但還是還是要向上級請示，向上面報告。重情況已經(jīng)是反過來了，抓了人如果不動刑是需要向上面請示的，因為動刑是正常的現(xiàn)象，不動刑倒成了例外。在法庭上，他的委托人指著一個檢方人員說，他打過我，并把身上的傷亮出來，那個人則雙手蒙面，不敢分辨。最后，法官說因為被指控者他自己沒有承認，刑訊逼供的指控不成立。文化革命也是踐踏法治，我們知道，當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斗時，他拿出憲法，說自己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護他的人身權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踐踏法治這個特點，我覺得是非常明顯的。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意識形態(tài)狂熱，重慶的“唱紅”和文化革命搞“紅海洋”等“革命化措施”完全是一回事，而且這一點我覺得和破壞法治是有聯(lián)系的。我跟很多人探討過這個問題，文化革命中間的踐踏法治跟重慶模式中的踐踏法治相似，“唱紅”和“紅海洋”也是有聯(lián)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哪怕其中甚至包括了惡法，對這些東西的破壞，還是要有一個非常的氛圍，那是公然侵犯、踐踏法治，需要把現(xiàn)成的秩序、規(guī)矩打破，需要一種革命的氣氛，替天行道的氣氛，說現(xiàn)在正在行正義，其他的都可以不顧，這就是要靠“唱紅”等等，用革命壓倒一切。有了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在當?shù)刈罡叩念I導就敢于為所欲為，它的意識形態(tài)制造了這種氛圍，他打的那種黑證據(jù)不夠，或者沒有經(jīng)過正常程序的審判，這些都沒有做到，這種情況下需要一種非常氣氛，需要一種意識形態(tài)，使得當?shù)貫樗麨榈娜耍梢哉f他做的事情是在替天行道，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跟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總體正義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重慶模式和文化革命有很相象的東西，還有一點。我覺得這是很深刻的，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一點，就是，它們都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擁護。我覺得一定要看到這一點，我們現(xiàn)在不能因為薄熙來垮臺了就以為重慶模式是狗屎堆，尤其薄熙來垮臺以后，你去網(wǎng)上看，他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和文化革命得到了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擁護是一樣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考慮和重視，其實薄熙來他經(jīng)歷了文化革命，經(jīng)歷得很深，他對文化革命吸取了教訓，他做的很多事情，我覺得是把毛澤東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學得非常像，就是搞表面的親民路線，中國有些政治家是屬于這一種。中國政治家有兩種，有一種是教條主義正統(tǒng)派，相當于文化革命和反右中間的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覺得這個制度好，誰反對這個制度就是十惡不赦，就是壞蛋。還有一種人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或者是維護者，但是他對這個制度的弊病知道得非常清楚。當在家政治斗爭需要的時候，可以把這個社會制度的弊病推給他的對手負責任，以反對、克服現(xiàn)成制度的不正義來爭取群眾。
　　文革一開始，工作組進了學校以后，對學生暗中分類，劃分可團結的對象，要打擊的對象，歷次政治運動，這一套從來都是這么做的，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搖身一變，說我的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你劉少奇的路線是反革命路線，是鎮(zhèn)壓群眾的，我的路線是解放群眾的，使自己在政治上得分。
　　這種意義上，我覺得薄熙來和毛澤東是一樣的，我絲毫看不出來薄熙來為什么成了爭取正義的人，為群眾利益斗爭的人。我覺得政治斗爭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把口號，為吸引和爭取群眾而提出的口號、政治綱領，和到底要達到什么目的區(qū)分清楚，我覺得是需要分開的。如果不分開，把口號當實質，就會誤產生誤導。我對秋風的說法就很不滿意，他說薄前一個階段很壞，踐踏法治，后一個階段改善民生是好的，還有是說有薄熙來一，還有薄熙來二，坦率地說，這很荒唐，同一個人，怎么分裂為二？但我不打算說服你，我也沒有辦法、沒有能力說服你，因為我沒有辦法使你相信哪一個薄是真實的薄。
　　根據(jù)我觀察到和經(jīng)歷過的政治斗爭的經(jīng)驗，要叫我說，薄熙來說的好話是表面現(xiàn)象，他做的壞事才是真的，這一點你完全可以不同意，這是政治感覺和政治經(jīng)驗的問題。現(xiàn)在只能付諸于我們大家的知識和常識，我們可以考慮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性，我們看到大量的現(xiàn)象，從古希臘羅馬到現(xiàn)在，有一些這種政治上的野心家，他們?yōu)榱艘_到爭取群眾的目的，最常用的口號就是提出社會公正的問題，必要時還會動點真格的，做得以假亂真，在這個問題上我把薄熙來提出社會公正問題絲毫沒有當成是真的。實際上毛澤東干的文化革命基本上得到了百分之百中國人民非常大的擁護，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點就是因為打的是社會公正的牌。把劉少奇，鄧小平說成是壓制群眾，他如何代表群眾，他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真。
　　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要求工作組、黨委給打成右派的學生平反，歸還整他們的檔案、黑材料。這說明毛澤東就是在以爭取社會公正的姿態(tài)打民意牌，他假戲真做，把牌打到真假莫辯的地步。我在觀察重慶模式時，感到有很多事情和過程很難說清楚，但我有一個標準，我判斷一個人做的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或者他本質上是進步的還是不進步的，對于“重慶模式”到底是該贊成還是不贊成，雖然我覺得那里社會現(xiàn)象很復雜，但我們有幾個基本的指標，一是是否維護法治，二是對人權是否尊重；至于均貧富做得怎么樣，社會秩序做得怎么樣，這些固然也是評判一個地方政績或社會風氣的標準，但沒有前兩個標準重要，這些指標的重要性是遞減的。秋風說的我不很同意，我們觀察“重慶模式”，給它一個評價的時候，他看當?shù)氐纳鐣伟苍趺礃樱斎晃页姓J一般來說我們評價一個地方的政績好不好，或者評價一個人的政績好不好，社會治安是一個指標，但是在我的知識領域中，我知道，在希特勒第三帝國治下，在日本軍國主義治下，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現(xiàn)在的北朝鮮，自安比較好，往往比別的地方好得多，甚至比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度好。取消賣淫嫖娼做得最好的是法西斯德國，做得不好的很多是民主憲政的國家。所以社會治安與我們的觀感密切相關，不可忽視，但作為判斷一個國度或地方的政治本質不是很可靠的。
　　如果用社會治安的好壞來評價類似于“重慶模式”好不好，在我來看它很容易失效，我很容易放棄這一條。中間這一條，即對于民眾福利的維護，我覺得比第一條有效，但是仍然有很多反例，在希特勒治下，在希特勒之前的俾斯麥治下，在日本軍國主義治下，社會福利都搞得不錯，剛才秋風還提到了一點，他說實際上做的怎樣不知道，他也沒舉出來重慶均貧富做得到底怎么好，他說僅僅是提出了口號，就很不錯了，但要說口號，鄧小平早就說過共同富裕的問題，哪個領導人沒有講過？為什么單單把重慶跳出來贊美？提出均貧富并不是重慶的專利呀！
　　我覺得，有些政治野心家，要實行法西斯的東西，最壞的東西，一段短時期內要搞均貧富也是可能的，均貧富是很重要的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如果它跟別的指標相矛盾，比如以犧牲法治和人權為代價，對我來說也是可以打折扣和放棄的。
　　唯一不能放棄的指標就是法治，如果一個人，一個地方的政策是踐踏法治的，草菅人命的，制造錯案、冤案，任意殺人，視民眾的生命如草芥，這一點我是絕對不能贊同的。
　　我覺得“重慶模式”留下了很多經(jīng)驗和教訓，不但是中國的老百姓，而且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于人權這個標準，對于法治這個標準，實際上是非常不敏感、不重視的，而是喜歡用另外的標準，我冒著被你們批評的危險，主張社會治安好不好，或者表面上是不是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是次要的標準。一個地方的最高統(tǒng)治者如果視民眾的生命如草芥、視法律為廢紙，他做的維護社會治安、均貧富的事情或宣傳，我懷疑真心實意程度到底有多大。
　　為什么“重慶模式”會得到那么多人的擁護？這個問題相當于要回答文化革命為什么得到了廣泛的支持，而且是億萬群眾真心實意的、狂熱的支持。現(xiàn)在官方把文革它說得那么糟糕，但沒有解釋文革為什么會得到中國人那么大的擁護。其實它有一個強大的社會基礎，就是，這個社會確實是不公正的，非常不公正的。這樣的情況會給一些野心家借口和機會，他們可以打著替天行道，打著社會公正的旗號，就非常容易得手。我相信中國以后還可能出薄熙來這樣的人，“重慶模式”在現(xiàn)在中國的條件下破產，我覺得是非常偶然的原因，因為薄熙來本人的情況是跟另外的事情聯(lián)系在一起，比方和一件刑事案件聯(lián)系在一起，和黨內的權力斗爭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我認為薄熙來的垮臺并不是必然的，他的失敗只是因為非常偶然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一天不民主和法治、不公正，“重慶模式”被人懷念的情況就一天不能停止。我們不是因為薄熙來倒臺了才探討這個“重慶模式”，它形成的原因和它和遺留的問題沒有解決，看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編選：杲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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